此外，尽管这种形式法治观将法治简单地化约为法律的统治或根据法律的统治，并对于法律应具备的实质正义内涵，以及形式法治可能的危险都缺少必要省察，但它对于国家权力运作型式化、客观化的强调，恰恰为具有高度技术化的行政法提供发展契机。
在宪法监督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与中央宪法监督委员会紧密配合，通力协作，在必要时应作出宪法解释，为中央宪法监督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法律支持。考察几十年来理论和实践中关于宪法监督制度的讨论即可发现，我们对这个制度的各种设计基本是孤立的、抽象的，没有将制度与具体的违宪主体结合起来。
比如，前不久湖南发生的集体贿选案件，就是影响恶劣的严重违宪案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直接监督干预下才得以纠正。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可以决定中央军委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二是宪法规定的有些事项制定法律法规的必要性并不大。只有本国的，才是世界的。将类似的违法行为上升到违宪的高度予以处理，有利于维护和捍卫宪法的权威尊严。
1、先设立党中央的宪法监督委员会，把宪法监督的各项工作统一领导开展起来，特别是领导解决有关国家机关解决起来缺乏具体宪法法律依据的违宪问题。三是，宪法对某一事项作出了规定，依据宪法规定应当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尚没有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地方国家机关直接执行宪法而发生的违宪行为。这三种功能都表明，基本权利是向国家提出的主张，对应的总是国家义务，是对国家行为的限定和约束[3]。
[23] [德]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97页。（三）过渡目标在五四宪法中的落实 当然，五四宪法不是对《共同纲领》的简单复写，毕竟它要承担促成国家建构完全实现的新使命。类似规定还体现在第91条（公民劳动的权利）、第92条（劳动者休息的权利）、第93条（劳动者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和第94条（公民受教育的权利）之中。然而，片面强调革命建国的政治目标，则使宪法实践出现畸形。
从被称为中国宪法平等权第一案的蒋韬诉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招录行员限制身高行政诉讼案，到教育平等、性别平等、经济地位平等等诸多领域，平等权的规范内涵与保障体系已经相对完整的得到形成。《共同纲领》的通过、新中国政权的建立都是民主的结果。
[60]人权入宪使得个人在面对国家的时候，获得了独立的、有尊严的宪法地位。尽快完成社会主义国家建构作为支配五四宪法价值体系的核心，它对基本权利的价值目标产生了本质影响。五四宪法通过其教育功能，整合广大群众的思想和行为，将无阶级意识的个人和落后阶级成员提升为先进阶级的成员。在日常政治的实践中，人民主权原则所代表的政治意志通常引而不发，而是转化为以公民为基本权利主体的宪法意志，转化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革命与建国的内在关系。
如果整体系统的这种民主要素缺失，代议制体系就会蜕变为一种纯粹的表面民主。毛泽东就此指出：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有学者认为，没有宪政与法治的民主是不充分的，甚至越是大民主越会造成大灾难。就在这样地完成义务以作为对国家的效劳和职务时，他保持了他的生命和生活。
1954年制宪是在《共同纲领》并未面临根本困境的前提下启动的。强制是提升自身精神境界的过程。
[58]人民在公民之上的政治结构，改变为人民由公民构成的法律结构。[17] [德]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6页。
[39]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卷三?教部）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7页。在这层意义上，基本权利作为新的意识形态系统的组成部分，起到了统一思想进而统一行为的作用。进而，以宪法审查制度将国家行为纳入宪法判断的范围，使宪法真正成为限法与保障法。进入专题： 国家建构 五四宪法 基本权利 宪法秩序 。这也揭示出基本权利主体是一种历时性的存在，其范围取决于不同时间段的斗争需要。这既体现了制宪者对权利法律性的把握，也表现出将更广泛的个体纳入宪法调整范围的期望，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敌我区分的思维方式。
这种关联构成了认定主观权利的根本标准。[48]这种强制不针对人们的外在行为，而是针对他们内在的权利和自由，顺从的是他们自己的识见，也就是通过接受改造来发现自己的人民属性。
第一重限度是时间界限。国家建构目标的导入使基本权利规范蕴含了明显的政治指向和强制色彩，使基本权利不仅具有公民权利的属性，而且要服从和服务于政治现实的需要。
[73] 赵宏：《规范宪法的困境与未来——兼论如何克服司法审查缺失下的宪法实施困局》，《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4期，第24页。过渡时期的结束就意味着资本家所有制的改造完成，实际上就是全民所有制绝对支配地位的形成，也就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根本要求的完成。
具体来说，五四宪法中的基本权利规范主要通过如下方式发挥国家建构功能。没有宪法监督机制，基本权利受到侵犯几乎是必然的。[21] [德]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88-289页。然而，宪法的成立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结束，相反意味着新革命的开启。
[21]如果没有对国家尽义务，个人的权利就无从获得，而不对国家尽义务就是对自身权利的伤害。例如，在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方面，1953年《选举法》规定：凡年满18周岁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而当宪法在面对国家和政治时拥有自主地位，能够作为约束权力的框架与规范发挥决定性作用时，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种通过宪法治理而获得的国家秩序，这种秩序本身是合宪的，经由宪法塑造的共同体也是稳定和牢固的。一方面，公民受制于人民所框定的政治结构。
基本权利本身也是支配公权力运行的客观法则。如果一味强调民主，革命便无法退场，其结果要么像法国革命那样，以人民主权的名义置一部部宪法于水火，最终由一个僭主来收拾残局。
[54]从宪法在社会团结面向上的功能来说，这种主张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为完成国家建构的政治任务，宪法在整体上作为一个教育机制，对不同群体起到价值观的规训与统一功能。所谓教，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教，上所施，下所效也。革命道义的情节不会随着旧制度被推翻而消失，因为推翻旧制度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取而代之的新制度只代表向理想境界过渡的中间状态。
为何要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保留一条成为公民的道路？原因可能在于，劳动人民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之间的一种联盟[50]仍然有存在的必要。而作为人民的对立面，其接受改造的过程就是恢复其已被限制了的基本权利的过程。
[67]它的目标是防范国家权力被以人民意志、公意或者公共利益为由的滥用。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五四宪法采取的策略是，规定人民主权原则从而确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规定公民身份从而区隔众意与公意的边界。
在人权业已入宪的背景下，充分尊重个人的主体性应当成为宪法的核心关怀，成为塑造自由美德的伦理基础。这并非否认司法审查机制对于基本权利保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是说在当前我国的宪法实施体制中，试图通过司法审查一劳永逸地开启基本权利的保护机制，固然完整了请求权规范体系，却不够现实。
